文化遗产保护系列 | 巴黎圣母院大火带来何种反思？

巴黎圣母院的大火已熄灭三个年头，就连当时备受关注的重建方案竞赛，最后亦无疾而终。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建筑、文化、社会）遗产（Heritage，此遗产非彼遗产）意味着什么？当人们都在讨论如何用一个新世纪尖塔完美替代那消失的尖塔，到底是什么随着熊熊大火消散在了瓦砾之中？

本文初载于巴黎圣母院大火发生四天后的The Art Newspaper 《艺术新闻报》，（2019年4月19日）作者扩展了我们以往对于遗产原真性及价值的理解，强调了遗产的社会功能与公众参与性，并就法国政府的态度进行了点评。

侧重于从批判性调查、严谨的学术和理论分析的立场来讨论历史建筑保护。该杂志还从艺术、哲学、法律、地理学、考古学、规划材料学、文化人类学和保护的角度对历史建筑保护行为进行了反思，旨在激发对建筑遗产保护相关的既有假设、目标、方法和目的的挑战。作为美国学术界第一本致力于研究和推进历史建筑保护的杂志，它在建筑和历史之间提供了一座桥梁。对于任何对历史保护及其在当前文化争论中的作用感兴趣的人来说，《未来前路》都是必不可少的读物。

（译自期刊的出版社官网简介）

余水北，Columbia University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建筑保护硕士，在校期间担任《未来前路》期刊编辑。曾就职于古建研究中心、建筑遗产保护基金会及多家博物馆，研究主要集中于乡土建筑与传统建筑工艺保护传承，以及国际建筑保护理论与实践的学术交流。

《在巴黎圣母院，遗产邀我们深呼吸并反思：尖塔设计竞赛并非正确的选择》

In Notre-Dame, We Find a Heritage That Invites Us to Breathe and Reflect: A Spire Competition Is the Wrong Approach

-以下是正文-

我的一个学生在课堂上哭了。我问及缘由，她抽泣着说:“巴黎圣母院着火了。”紧接着一个沉默的停顿，好似抽去每个人的呼吸。“哭也没关系，”我说。

剩下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交谈，不时掺杂着哭泣，就像世界上成千上万 (如果不是数百万的话) 的人目睹巴黎圣母院着火时一样，感到无能为力和悲伤。我们对巴黎圣母院的反应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我们（无论个人还是集体）的所想所需，也表明了在我们的认知里，文化中什么才是真实的。

个人而言，我很想闻一闻巴黎圣母院的味道。那世上独一无二的味道赋予法国作家普鲁斯特 (Marcel Proust)和我一种可待追忆的真实。普鲁斯特在他1904年的建筑保护著作《死亡降临大教堂》(Death Comes to the Cathedrals)中，指责法国政府，尤其是埃米尔·孔布(Émile Combes)——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公共教育和宗教部长，一个无神论者和激进的反教权主义者——试图通过强制驱逐神职人员和扩大教区民众数量来抹灭教堂。普鲁斯特写道，如果没有神职人员和教众“沉浸高墙内香薰的迷雾和圣歌的低吟中”，大教堂就会变成沉默的石头，“背离它们原有的纪念碑性目的，变成无法理解、被人遗忘的信条。”

普鲁斯特描述的正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遗产(heritage)——一种通过与传承下来的场所和物品进行互动来创造和重塑文化的社会过程。法国政府无视普鲁斯特的控诉，在1905年利用《政教分离法》（ Law on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es and State）撤回了国家对教会的所有补贴。但为了安抚愤怒的天主教徒，政府将神职人员重新任命于私人资助的“宗教协会”，并授予他们在政府所拥有的历史教堂举行宗教仪式的权利。对国家撤资的遗产的解决办法是私人慈善——越是改变,越是不变(Plus ça change, plus c’est la même chose.)。

我还想闻一闻巴黎圣母院现在的味道，因为事到如今一嗅便知其真实现状，无论这个真相多么令人不快。我想象着那由烧焦的木头、熔化的铅、煅烧的石灰石和燃尽的灰尘所组成的味道。我想闻闻它——世界上最古老的橡木屋顶消失时的味道啊，我愿铭记于心。据估计，巴黎圣母院屋顶的一些木材可以追溯到8世纪。它们在1160年至1170年期间被砍伐和使用，然后在1220年重新翻修屋顶时被保存并重新利用。虽然很少有人见过这些雄伟的木材，但它们的香味成了每个游客在巴黎圣母院体验到的气味关键——在巴黎圣母院的美学体验里，这些木材与玫瑰窗和尖塔一样重要。

400年树龄的橡树极难寻觅，所以新屋顶的巴黎圣母院将会有非常不同的味道（译者注：目前巴黎圣母院重建所用橡树为树龄150-200年）。当法国人表示不信任某人时，他们会说“我闻不出他的味道(Je ne le sens pas)”，而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发现情况看起来不正确或不合法时，会说有些东西闻起来不对劲(something doesn’t smell right)——气味能提示我们所处情境或面对事物的真实性。

我们对遗产的反应是一种社会性互动，揭示了彼此认为在文化中什么是真实和有价值的。我可能会注意到巴黎圣母院的味道，但是一个不在意巴黎圣母院的孩子会告诉他的父母对他来说圣母院并不存在，更重要的是他不需要圣母院存在。因为对一个孩子而言，世界就是他的父母。但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对家庭之外更大的世界的需求也在增长，所以我们需要一些方式来展示我们对彼此的承诺。

因此，当一个有钱人公开宣布他将为遗产买单，一方面这是在向其他财力较弱的人承认该遗产的价值，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他对这个群体的承诺和归属感。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这种被达尔文称为“昂贵的展示”的行为证明了个体足够值得信赖——可以属于群体，甚至可以与之交配；在宗教方面，公众的自我牺牲具有同样的社会功能；而对资本主义而言，慈善事业是对个人真正文化资历的昂贵证明。

那么，从政治角度来说，我们该如何看待法国政府对巴黎圣母院大火的反应呢?大火发生两天后，余灰尚温，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普( Édouard Philippe)迅速宣布了一项双线应对措施：首先，通过提高抵税百分比鼓励所有法国人成为慈善家——向巴黎圣母院捐款1000欧元以下的享受75%的抵税，1000欧元以上的66%。其次，通过建筑竞赛来赋予巴黎圣母院一个属于这个时代的尖塔。遗产应是一个社会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

政府的第一个想法延续了往日遗风：从遗产中撤资并让慈善事业的私人市场决定哪些遗产将获得资助。这一做法将遗产变成了任由慈善家肆意选择的文化商品。举世瞩目的遗产无疑吸引最多资本——这将导致资本集中于最闻名遐迩，尤其是那些位于巴黎等富裕城市的遗产，而让其他地方的遗产沦为废墟。巴黎街头示威的“黄背心”们来自巴黎郊区以及外省，对他们而言，自己本地的遗产同样意义非凡，但没有哪个寡头会捐赠1亿欧元来修复他们那的某座中世纪教堂。国家必须承担起责任组织和重新分配那些对遗产的投资，并对所有有价值的遗产施以援手。政府不应狭隘地将大量的慈善捐款仅用于巴黎圣母院，而是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创造一个新模式，资助那些正重塑法国和欧洲的人们珍视的遗产——毕竟不是所有人都生活在小巴黎（巴黎市区）。

火灾发生于正在进行建筑物保护工作的地方，这一事实提醒人们，遗产保护是存在风险的。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援引一位专家的话报道称，法国诸遗产地90%的火灾是由于保护工作引起的。过去二十年来，资金不足、偷工减料、裁员、削减预算以及其他类似的政府策略都对遗产保护造成了后果。这些灾难应归咎于整个系统——责任在于当权者，而不是脚手架上的可怜工人。

法国政府方案的第二点——做一个国际建筑竞赛，反映了一种只重结果的、家长式的自上而下思考模式。这完全有悖遗产的本质——遗产的形成本是基于一个自下而上不断创造和重塑的社会过程。此外，遗产保护需要悉心听取从心理学到社区组织，从古代营造方式到最先进的数字技术等各方专业人士的意见。

政府正在使用一种非常沙文主义的措施：建一个生硬的新尖塔。召集一场国际竞赛，让能力有待商榷的建筑师们在世界上最罕见的古代砖石建筑上设计尖塔，就像在全科医生和家庭医生之间举行一场比赛来决定谁将操刀一个脑部手术。如果你认为火灾对巴黎圣母院的影响已经很糟糕了，不妨拭目以待竞赛胜利方案的新尖塔所带来的破坏。

解决巴黎圣母院的重建和保护问题是21世纪最大的建筑挑战之一。与其依赖19世纪的方式——通过竞赛将项目变成一场沾沾自喜的独角戏，法国政府应更妥善地履职以创造一个有利于真正合作和解决问题的环境。顺便一提，脑部手术的成功关键亦是这样一个充满尊重与谦逊的过程。

我们应紧握这次机会，用富有想象力的方式激发遗产的潜能，来帮助我们整个社会重新审视自我定位以及畅想未来。政治家们应该听取全世界资深专家们的意见并赋予他们权力来引导大家全面了解巴黎圣母院所展现的问题及带来的机遇。同时应当帮助组织感兴趣的公众、信徒、宗教领袖和游客，就他们的需求进行咨询，特别是儿童和年轻人的想法，因为遗产也是属于他们的。

这会是一个不受选举周期限制的缓慢而艰巨的过程。但话又说回来，遗产，尤其是所谓的世界遗产，其本质正是在挑战我们短浅、利己的天性。19世纪以来，遗产的规模和范围发生了变化。遗产不再寄于高耸的尖塔。甚至藏身于我们呼吸的空气——时至今日，空气已不再是自然的，而这人为且受到污染的空气，闻起来不太对味。

我们这些被统治的人需要更多地关注那些统治者们如何通过遗产做出反馈，并向他们施加压力，让他们根据我们的迫切需求行事。如果当权者听进去了，他们可能会发现，对味儿的巴黎圣母院比昂贵且欠妥的建筑竞赛重要得多。

本文来源：Future Anterior, Volume 17,

 Number 1, Summer 2020, pp. 75-78